2024年学科专业调整力度加大以来，各大高校都感受到了冲击。2025年，除西藏和新疆外，全部省份都已加入新高考改革序列。也正因如此，这一年高考之后各大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也变得尤为特殊，考生及其家长的心态、认知和观念似乎正在发生不少变化，而很多高校分数线的起落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虽然个中原因复杂多样，但有一点逐渐清晰，那就是相当一部分学校将所谓分数线的绝对值和排名“拖后腿”简单和功利地归因于文科，已经很难自圆其说。根本矛盾恰是因为在“理工为王”的时代，非理工类学校试图逆势而上，只能凭着自身在短期内发力积攒的一点理工家底和有限的理工学科去带动庞大的非理工学科实现转型突破。因此，即便举全校之力，要从那么多理工科考生和家长那里去拉到关注，从那么多理工类大学那里去虎口夺食，其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任何大学总有其传统优势，特别是我国大学发展过程中，经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所形成的契合于计划经济特征的学科专业细分的模式，即便经过了九十年代的综合性学科扩张过程，也仍保有相当的时代烙印。所以当下非理工类大学的这种适应性改造力度再大，也不可能脱胎换骨到置自身历史传承与积淀于不顾，只留下几个理工学科的学院。
而将很多学校在一些省份的分数线“拉出来遛遛”后不难发现，影响“战局”的真正决定性因素，还是在理科组自身，而非少数文科学院动了谁的奶酪——这些文科专业招生也没有走提前批次招生、纯粹接受“市场”检验，在文科分组排名中反而没有拖多少后腿。所以，在这种时候还要把反思的重点放在已经被极大压缩了发展空间的文科上，就显得有点“头疼医脚”、诿过于人了。
展开剩余72%实质上，即便从最功利的角度看，文科生在这样的时代变题之下，其报考选择也已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所以非理工类学校的文科专业投放，只要精心设计、适度规模，一定是目标考生不会错过的。真正要思考的恰是在数智化时代，如何说服理科组考生来非理工类高校学习数字理工与当代社会科学前沿相交叉的部分。在这方面，不仅需要更加奋起直追，而且酒香也怕巷子深，还有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需要全天候主动去做。
高考过后的这个暑假，不少学校的“准大三”学生在匿名校园墙上提问，想在大四“外保”（保研到外校），目前院内排名还行，但很担心被超过，那么大三这一年该如何选课？想多选“水课”刷绩点，但是又担心“选多必失”，万一一步踏空、选的老师给分与网上“风评”不符导致“踩雷”，很可能直接把排名拉下来，更何况多选课又会影响“既要又要”的刷实习经历。
最近社交平台上，不少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一”新生也扎堆发帖，“萌新”“小登”向学长学姐四处“询价”请教，以便为开学后的实验班分班、一学期或一年后的转专业而未雨绸缪，言外之意就是刚被录取就后悔了专业选择，焦虑“进对了大门进错了小门”。一问原因才知道，志愿填报时间过于仓促，要同时对多所高校进行研究，难免思虑不周，真正确定了录取学校后，才开始认真研究该校的学科传统、专业差异，抱着要把高考分数的剩余价值充分挖掘、一分一厘不能浪费的心态，必须马不停蹄谋划修正策略。
从我上面所截取的同一时间截面上，“准大三”“准大一”学生的两种不约而同、又异曲同工的思维模式，就不难窥见学科方向重构、专业布局调整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涯忙碌焦躁之一斑。
而我们都应该明白，当下大学的根本性变革绝非仅限在中国，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趋势。对于中国高校而言，这种深度变革更是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内在要求。身处这样的大变革时代，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要做好相应的思想准备。
同济大学的张生教授最近谈到一个“重回‘六十分万岁’”的观点，他的真实意思是说，曾经有一个时期，学生是能够根据自身的兴趣而无需精密算计课程的难易度、给分友好度来选课的，底气何来呢？“或许最大的原因就是那时没有现在的按照成绩绩点运作的研究生推免制度，要读研究生，大家除了考试别无选择，因此除了一些本来学习很认真很在乎分数的学生外，大家都不是很在意课程的成绩，而更在意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图书馆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我们显然也不大可能简单回到那个时代，但我们的确需要在招考制度、学科布局大幅度调整的同时，加快思考这个人才培养与评价改革的问题：应该使用怎样的指挥棒才能达到真正的“综合评价”，实现国家选拔人才与个人成长成才的双向奔赴？
收笔之际，我在匿名校园墙上给学生节选了一段我校校长、宏观经济学家刘元春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回忆自身求学历程的文字片段：
“从1989年踏入大学校门开始，我一直沉浸在经济学的世界里——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春潮涌动，当时正在家乡四川大竹念中学的我，逐渐接触到一些经济学知识。1988年，物价双轨制取消，‘物价闯关’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让我对经济学充满兴趣。第二年填报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并被计划统计学院录取。
计划统计学院的建立源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西部农门跃入高等学府，我倍加珍惜求学时光，然而在毕业之际，却‘被迫’面临选择。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变革，对经济学专业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我们毕业时面临着很大的冲击。我所在的这个价格学专业，在1992年被取消了。
没了吃饭的家伙事，未来应何去何从？出于对经济学的挚爱，我选择了继续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师从林岗教授，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迷茫和困惑，只有认清和把握历史大势，拓宽和提升视野格局，抓住机遇，举重若轻，做好自己，才有可能回望事非经过不知难，惊叹轻舟已过万重山。（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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